黄国和：漫话宗祠 ｜ 随笔

黄国和：漫话宗祠 | 随笔原创 分水岭文友 34:00

六安市金安祠堂主要有神祠、先贤祠和宗祠三种，这里主要记述宗祠。宗祠是最普通的一种祠堂形式，是宗族象征，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。中国封建社会逢盛世既有修谱风气，也有建祠习俗。凡逢盛世，百姓休养生息，经济繁荣，社会稳定，传统文化之风浩荡，修谱建祠在统治者倡导和推动下，社会没有无谱无祠之宗族。

宗祠建筑与选址的观念，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、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和阴阳有序的环境观。在天人合一的总体定位下，强调有序变化的思想，从而决定宗祠建筑方位、朝向与主从关系。古人宗祠选址遵守六规：近水利而避水患，山川形胜宜于防卫，交通便利有利运输，适宜的微环境气候，理想的景观模式，良好的环境主体。六规普存于人的意念，而又被地理先生专业掌控与娴熟运用于实际。因此选址就是寻找蕴藏生气的地方。宗祠传统建筑文化，深刻地影响着古人对宗祠环境与方位选择。故而传说中的”狮子地”、“圈椅地”、“箥箕地”、“燕驮梁”等都是好选址。依照传统建筑文化生态审美意识，好风水能够保障家族兴盛与时运发达，子嗣隆昌。宗祠是家族、族权的象征，选址讲求藏风得水寻龙点穴，它承载着家族昌盛名人辈出的期望。

洞口杨氏宗祠

祠堂由建筑物围合而成，空间大小不等。建筑实体与天井庭院等相互映衬，赋予建筑群体形象韵律感。柔和的屋顶曲线，起翘的屋角，露明的木装修，突出了舒适的线条美，精细的木雕、砖雕、石雕，那些动人的故事情节都展现出无穷的魅力，形成独特的祠堂意境之美。

《金安宗祠》记载：金安宗祠建筑风格可分为三类，一类是典型的徽派建筑。如横塘岗乡的吕氏宗祠，三叠层次第后退，有主副门之分，突出主门。施桥镇的邵氏宗祠具有带风楼的徽派建筑。另一类是北派建筑，如孙岗镇的王张氏宗祠，严格按清(宫殿式)营造法营造。第三类是皖西仿徽派建筑。孙岗镇张氏宗祠前殿门楣上方有四根出头的红漆圆木，名叫”户对”，门楣上“户对”越多，表明宗族主人身份越高贵。殿门旁两个石鼓门墩叫“门当”。“门当户对”由此而来。解放前，金安乡村建造的祠堂大都是这种风格。

金安宗祠值得一提的是涂光禄公祠。它坐落在毛坦厂镇区域。公祠平面为三进两天井四合院式。外观青砖灰瓦，高脊飞檐，雕梁画栋，曲径回廊，气派雄伟，富丽堂皇。

张店镇胡氏宗祠建于光绪五年(1879年)。胡祠堂坐北向南，三殿四厢，前殿气势恢宏，黑漆祠门宽大厚重。”礼门””义路”开在两旁。中殿额眉书”教行苏湖”，陪联是“文章华国”“诗礼传家”。中殿突出胡氏宗祠学礼习文作用。后殿是供奉胡氏列祖列宗的享堂，后世子孙在此虔诚跪拜，净化性灵，祈求平安。

祠堂基本作用是祭祖，即供奉祖先牌位进行祭礼的地方。将祖先的思想渗透到祠堂建筑中，如门楼、楹联、匾额、绘画、雕塑等，以溯本源。通过祭祖活动强化宗族观念和凝聚力，以达聚宗合族目的。议决族内重大事务是祠堂又一功能。与外族纠纷与交恶，或面对外来力量冲击时，族长就会召集族人在祠堂内商议应对措施。编撰宗谱也在宗堂进行。毛坦厂镇涂光禄公祠前为家庙，后为祠。家庙供佛，如孔子、老子、岳飞等神像，是族人祈福的道场。后祠正殿供奉涂氏一世祖以下各代列祖列宗牌位。两边厢房是族人议事、修谱用房。有宗祠的家族必有宗谱，宗谱是一个家族的族史，记录着该族的起源、发展、世系演变、支脉迁徙、辈份字派、家规家训等。制定和执行族规祠规也在祠堂进行。族规和祠规是用来调整和规范族人生活和行为的准则，有违规者必有惩戒，惩戒地点就在祠堂。祠规的制定程序是先有宗祠管理人员提出草案，然后在祠内讨论修改并表决通过，最后形成文字，在祠内公布，以便修谱时编入。祠堂还是生聚教训的地方。本宗族文化、思想、先祖功业和地位可通过祠堂建筑规模格式、匾额碑文、堂联旗杆等得到彰显，以化子孙。有的祠堂就是学校，本族子弟可在里面读书。祠堂还是族人活动中心和社交活动场所。族人婚丧寿喜可在祠堂内举行各种礼仪。此外族人荣归故里，重要宾客来访也在祠堂接待。

堂号是宗祠和宗族标志。有宗祠一般就会有堂号。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、区分宗派。宗祠堂号写好后制成牌匾挂在享堂前檐下或正门上方，作为宗祠名称。宗祠堂号(即名称)都蕴含不同意义。有以宗族发源地为堂号，如黄氏”狮山堂”，王氏“太原堂”;有以宗族典故为堂号，如吴氏“三让堂”赵氏“半部堂”;有以伦理道德为堂号，如刘氏”永兴堂”“继忠堂”;有以祖先名号为堂号，如马氏“伏波堂”等。

天子的宗庙与民间的宗祠都是宗族至上主要产物，对维护以宗族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具有极其重要作用。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宗庙祭祀礼制。周代宗庙礼制有严格的等级规定。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上士二庙，中士一庙，庶人不设庙，只能“祭于寝”。庶人没有资格建立宗庙，“凡家屋有前堂、后室两重者，以后室东一间藏先世神主于其中，名曰家堂(影堂)。战国之后，宗庙专归帝王阶层所设，帝王以下各阶层宗族祭祀本族先人的场所，则称为“祠堂”。魏晋至唐宋期间，民间宗祠发展缓慢。但是，唐未年政府鼓励官僚士大夫建立宗祠。宋徽宗年代，皇帝决定“文臣执政官、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(父、祖父、曾祖、高祖、始祖)，文武升朝官祭三世(父、祖父、曾祖)，余祭二世(父、祖父)。也就是说从三品以上的官员祭五世，正八品以上的官员祭三世，从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祭二世。元代祭祀礼制荒疏。明朝统治者重视官绅士民立家庙祭先祖。嘉靖十五年，皇帝下诏“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”，礼制开禁后，宗祠在极短时间内就遍布于天下。从此，庶民可立家庙，祭祖等级差别缩小，家族规模得到不受限制的发展。清代民间修祠祭祖是明嘉靖以来宗祠普遍化的继续。此时，士大夫多违反家庙制度而建立宗祠，有关家庙的规定，形同虚设，所以清代宗祠、家庙混为一体。在聚族而居与家族制度发达的地区，建宗祠祭祖已是一种普遍现象。宗族成员在家庭之外受宗祠管理，参与宗祠活动，把自身的生活、命运与宗祠联系起来。此时，宗祠多是以辈分和权势来安排祖宗牌位，被祭祀者主要是本族先祖，其次是有功名的官员和富商先人，然后是有德行的先人，最后是本宗族普通平民祖先。

清代对祠庙建筑也有规定，从亲王的七间、丹陛、彩绘、绿琉璃瓦，到八、九品官员的三间家庙，建筑规摸不同，间数不一，台阶不等，一看祠庙式样，就可知道官僚家族的身份地位。民间祭祀也效仿品官之制。

文革时期，随着宗族组织被摧毁，宗祠也遭受毁灭性打击，俨然成为过去的风景，逐渐淡出人们视野。但制度化宗族消失，宗族纽带和象征的宗祠遭毁灭，并不意味着基于血缘和文化机制的宗族关系解体，而是以一种特有的文化基调在舞台背后延续。随着农村政策的转型与体制突破，以地缘为基础的村落功能的相对弱化，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单位的确立，农村的宗族组织以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屏蔽色彩，重新得到展现。宗祠所承载的宗族观念和民俗之风普遍渗入乡村社会生活，传统宗祠得到开发性修复和保护，建祠与修谱也在民间蔚然成风。此举既传承了民俗文化，对新农村建设也发挥着一定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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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国和，安徽六安人，退休教师，皖西作协会员，六安市“优秀乡村修志人”，爱好文学。文章散见于《语文报》《皖西日报》《大别山晨刋》《文学教育》《中学语文教学》等报纸杂志以及《分水岭》《光慈文学》等微媒平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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