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登保：我的消失的“附中” ｜ 散文

何登保：我的消失的“附中” | 散文原创 分水岭文友 30:30

“附中”通常是指附属于大学的中学，因为有大学的资本支持，“附中”的头上都有令人目眩的光环，比如人大附中、华师大附中，那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中学。 我读初中，上的也是一所“附中”，但是，它是小学附属的初中班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是我们国家人口出生的一个高峰期。因为适龄入学儿童多，原有的办学规模满足不了教育的需求，也是那个特定年代“鼓足干劲”风气的激励，办学也有赶超的态势——小学不出生产队（基本是自然村），初中不出大队（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委），高中不出公社（相当于现在的乡镇）。由此，各大队或是相邻的几个大队纷纷办起了初中。初中规模太小，仅是几个班级，甚至是一个班级，不能成为一个学校，于是，就将初中依附在小学办学，俗称“戴帽子初中”。我上的初中名称是花门小学附设初中班，简称为花门附中。1976年的1月份，我小学毕业了（当时各个学段都是冬季毕业），那个时候，国家的教育还没有走上正轨，我们生于乡间，长于乡间，我的农民父母，不知道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的古训，他们让我们读几年书，目的也就是《红楼梦》中贾母所说的“不过是认得两个字，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”。我和我们大队一同从小学毕业的20余位同学，等待着上学安排。春节过了，没有上学的消息，元宵节过了，没有上学的消息，整个正月都过去了，依然没有上学的消息。一直等到3月初，才接到学校的通知，我们被安排在花门附中。虽然那时读书的目的并不明确，但已经在家疯玩了近两个月，看着比我年龄或大或小的伙伴都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失落感便充溢在心头。忽然有学上了，怎么说，都是让我高兴的事！我清楚地记得，报到的日子是1976年的3月4日。

我怀揣着好奇，朝我的附中走去。说是附中，从硬件来说，可能还比不上我曾读书的高阳小学，因为那所小学的校舍原是曾氏祠堂，粉墙黛瓦，高大轩敞。我的附中，地处花门大队的队部，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。厚重的土墙，凹凸不平的泥地，狭窄粗糙的木制门窗。在我们入学之前，是一所完小，五个年级，每个年级各一个班，教室分布在四合院的四周。还有一大间，用作教师办公室。我们那个初中班，因为吸纳了附近四五个村的学生，人数多达六十出头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班额了。学校把原来村民开会的一间大房子腾出来，用土坯筑起讲台，支起一块黑板，摆开几十张长条形的桌子，我们从家里带来凳子，于是，就开始上课了。那个年代，农村还没有用上电，阴雨天或是傍晚，教室通常都是暗沉沉、阴森森的。教室的北墙上有两个木格窗子，冬天，蒙窗户的塑料薄膜早就漏洞百出，大家把报纸或书本夹在窗格子上，朔风时常把这些书纸吹得哗哗作响，大家的目光和思绪常常也趁机随风飘散。就是这样的教室，也成了我们乡村少年放飞梦想的地方。

那个年代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“学生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，不但学文，也要学工学农学军”。我的附中融合于乡村自然环境之中，学工、学军，不具备条件，但学农具有天然的优势。虽然，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，都能无师自通地做一些农活。但是，我们在学校的劳动课中还是获得了不一样的体验。因为学生多了，需要增加活动空间。老校长有个宏伟的规划，要在原来操场的基础上，开挖右边的山崖，填充左边的空地，增加操场的面积。为了完成那个宏大的工程，先要准备劳动工具。老校长向生产大队借了几辆手推平板车，让我们从家里带上柴刀，他亲自带着我们这群“童子军”，浩浩荡荡，徒步远赴晓天，在高山老林中，扯下生长多年的老葛藤。然后回到学校，教我们编织土筐畚箕。藤条生硬，我们手法生疏，编织的土筐和畚箕，大小不一，形状粗陋，但是，很结实，很耐用。每周，学校都要安排几个半天的劳动课。力气大一点的同学，学会了使用铁锤和钢钎，破开山石，我们力气小的，挑起畚箕，或是抬起葛藤土筐，有说有笑地往来搬运。历时两年，我们开挖出了新的操场。在操场的北部，又开挖了一个沙坑。老校长又带着我们，到距离学校五里外的胡家河去淘沙，我们翻山越岭，肩挑手提，将优质河沙搬进学校。从此，操场的南边，竖起了一个篮球架；操场的北边，建了一个像模样的沙池。这样，我们的体育课，就可以抛抛篮球，跳远跳高了。

今天，国家重视劳动教育，把劳动当作一门课程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劳动不仅是一门课程，更是我们读书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对附中的印象，很多都是与劳动相关的。我们这一辈人的吃苦意识与人生的悲悯情怀，可能也是在劳动中成长起来的。这样说，并没有鄙薄我的附中的意思。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，在那所简陋的学校，我还是充分地获得了知识的滋养。自小，我数理方面的天赋就很差，到了初中，好像还是不开窍，但我喜欢语文。课上课下，背了许多毛泽东诗词，虽然对诗词的内容似懂非懂，但是，诗词合辙押韵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欢。读到初二，文革已结束，教育逐渐回归常态，教材也由省编改为国编。除了读到鲁迅的文章和一些古典作品外，还读到一些好的散文，像方纪的《挥手之间》，袁鹰的《井冈翠竹》，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等。因为没有课外书读，就那么一本语文书，读来读去，很多文章，都能顺背如流了。四十年后的今天，我还能毫不费力地回忆那些文章中的语段。在那个饥饿的年代，肚皮里装满着山芋与咸菜，其中也混杂着诗词与散文，苦中有乐，我的精神生活似乎比我的父辈要丰富得多。整个附中，除了老校长以外，都不是真正科班出身的教师。可是，就是这些老师，让我感受到教师职业的伟大与神圣，我曾在我的另一篇文章《我与“魏老师”的故事》中，表达过我对乡村民办教师的敬重。因为我喜欢语文，自然对语文老师的印象格外深。初一年级，一位姓王的女老师教我们语文，她是从县城来的一位代课教师，身材修长，皮肤白润，她一来，就让我们这些衣衫不整的农家子弟眼睛一亮。她经常给我们讲城里的故事，使我们对城市生活顿生向往，虽然我们知道，城市生活距离我们非常遥远。可能是喜欢读文章，语感较好，老师布置写作文，我通常是不太犯愁的。记得当时有一篇课文，是王愿坚的小说《普通劳动者》，老师教完以后，要我们学写小说。我那时并不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。但是，我的生活中有故事，我就以我们生产队的一位姓张的妇女队长为写作对象，写了她的几个劳动故事。我的语文老师认为我写得好，她亲自用钢板刻下，印发给同学们当范文看，那可能是我在整个初中阶段的高光时刻。在我读初中期间，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，我的那些民办老师也成了第一批考生。尽管他们没考上，但是每当看到他们谈论参加高考的那种兴奋与激昂的神情，我们也不由得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。是啊，毕竟在1977年，农村里能有几人参加高考？恢复高考，不仅让一些错过车的青年很振奋，还在读初中的我们，似乎也看到了未来。学校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办学思路，以文化课为主。初三的下半年，还把我们一部分学生集中到学校，上晚习。吃住在学校，对我们是新鲜的事。学习的内容基本忘却，只记得教室里煤油灯烟熏火燎的情景；在大通铺里睡觉，打打闹闹的情景；在水塘里洗衣服，看着女同学用灵巧双手拨弄水波的情景……

乡村学校是乡土社会中老百姓汇聚的中心。我的附中，不仅是一个知识交流的场所，也是乡村文化交流的场所，甚至还可以说，是寻常百姓情感交流的场所。在信息非常闭塞的年代，有线广播是通向山外世界的唯一通道。村里那一只巨形的喇叭，就竖在学校对面的山冈上。通过那个大喇叭，我们能听到公社女播音员标准而悦耳的普通话，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。大队重要的集会，也是在学校的操场上举行的。1976年9月，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，我们和全大队的农民一起，坐在操场上，收听过毛主席追悼会的实况广播。校园附近还有两个处所，与学校共同成为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。一是与学校屋脊相连的一家小商店，那挂在墙上的花花绿绿的手帕，那从瓦坛里飘出的散装白酒的浓烈香气，都让我们觉得很新鲜。另一处是大队为几个下放知青修建的住所，虽是土墙，屋顶盖的却是青瓦。这在当年农村青一色的茅草屋中，自然是鹤立鸡群。我们对那个地方的向往，是对生活在那里的主人的向往。他们来自城市，他们的穿着，不似我们青一色的土布衣、土布鞋，他们能说普通话，他们有许多关于土地以外的故事。我们的体育老师就是住在那里的下放知青。我们对体育老师非常崇拜，他能在我们那个简陋的操场上，抓起篮球，跑起标准的三步栏，他能在那个沙池边，健步如飞，给我们示范三级跳远。下雨天，他把我们留在教室里，给我们讲《水浒传》的故事。李老师讲得绘声绘色，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李老师中途招工（或是招干）要进城了，我们都非常伤心把他送了一程又一程。我们当时认为，体育课上与不上不太重要，重要的，是没有人给我们讲水浒故事了，武松走下景阳，还有许多悬念，等着他给我们去解开哩……我在那所附中，读了三年半书（有半年是国家统一延长的学制，自此，由春季招生变为秋季招生）。虽然那个学校条件很差，但是，它在我童年的心灵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学校地处农村，有开阔自然的场景，有干净的空气和水。虽然老师的专业水平并不高，但是，老师们都有着崇高的教育情怀，我们享受着一种从容温暖的慢教育，没有繁难的作业，没有今天的课外辅导班，没有老师的急功近利，没有家长的攀比与焦虑。我们像一株幼苗，在和风细雨的环境中，顺着天性自然生长。我的附中，只招了两届学生，我们是第一届，接下来又招了一届。虽然有着不错的办学成绩。但是，随着文革的结束，国家的教育逐渐回归正轨，那个附中又变成了小学。以后，随着乡村建制的改变，乡村的发展影响着学校的发展，原来的花门村与白屋村合并为白花村，那所小学，也随之更名为白花小学。学校的名称变了，校址也随之迁移。最近，偶然从抖音中看到个短视频，我们县西南山区一所叫“安菜小学”的门前，一台巨大的挖掘机，正伸出铁臂，推倒题有校名的校门。画外伴有苍凉的音乐，视频下方有一行文字，“再也听不到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了”。我没有考证这个即将消失的学校是不是事实，但是，那个画面，那个苍凉的曲调，那伤感的文字，真正触及到我心灵的柔软处——我的附中也是那样悄无声息地消失的！母校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词语，对一个学子来说，母校应该是他生命的故乡。母校消失了，她的学子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精神家园。离开我的附中已经四十余年，对我来说，母校是一种容器，是收藏我们童年欢笑的地方，一石一基，一草一叶，都勾留了我们生命的年轮。今年，我回故乡过春节，我还是想去附中的旧址看看。我本想顺着原来上学的乡间小道，重踏上学之路。但是，四十年过去了，原来的小路，或者在乡村道路改造中，旧貌换了新颜，或者少有人走，原来弯曲的小道已淹没在荒草荆棘之中。我凭着记忆，沿着 “村村通”水泥公路，缓缓地开车，向学校的方向靠近。但是，水泥路在一家农户门前终止了，原来的小路已被漂亮的小洋楼截断，没有了通向原来学校的路了！

我只能从树缝中张望我的附中，教舍、操场，旗杆，以及当年下放知青住的那一排瓦房，都荡然无存。呈现在眼前的，是一块块不太规整的土地，疯长的野草和不知名的灌木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。一阵风过，衰草在寒气中颤动，枯叶在枝头瑟瑟作响。只有那一片绿油油的冬麦，似乎还在昭示着当年的繁华与荣光。我曾读到过一首诗：

村里的动物越来越少/ 村里的童年越来越少/ 原来的童年有狗陪着/ 狗当童年的影子/ 原来的童年当牛的影子/ 跟着牛到处阅读青草阅读蝴蝶/ 村小学由五间教室减少到两间/ 最后村小学取消任何一间教室/ 这个村和那个村还加一个村/ 拼成一个小学/ 三个村共用一个童年/ 三个村的动物越来越少/ 消失的还在继续消失/ 陪伴童年的狗牛比童年的数量似乎更少/ 动物越来越孤独/ 童年越来越单调。

这是一个有识见的诗人洞穿历史后对乡村的真正贴近！最近几十年的建设，我们的国家强大了，农村富裕了，昔日凋敝的乡村出现了成片的水泥楼房，自来水、天然气、闭路电视进入农家各户，乡村故事充满了时代生机。但是，回到故乡，在感受青山绿水美好生态的同时，我又常常陷入一种隐忧中。年轻人走了，土地荒芜了，村子里仅剩下暮年的老人和留守的孩童。在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中,有条件的孩子进城上学，致使农村学校生源骤减，乡村教育正变得日益边缘化。“孤独”的乡村，势必带来没落的乡村学校；没落的乡村学校，又会引发乡村文化与文明的危机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乡愁不仅是记忆，不仅是挂念，更是一种责任与情怀。乡村振兴是时代的新命题，我们期待着，乡村教育也能在乡村振兴中迎来它的生机与活力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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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登保，安徽舒城人，中学特级教师，正高级教师。在《语文教学通讯》《中学语文教学》《语文报》等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；出版《文化积累与作文品位》《中学语文教学设计的微观研究》等著作。近年，喜欢把生活中的故事熬成文字，并与众人分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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